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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藝漫談|寫作的自由就是良心的自由

    黃夏2022-08-13 16:32


    猶記得多年前讀完《靜靜的頓河》(以下簡稱《頓河》)時的那種震撼和困惑:

    震撼是就藝術思想而言,誠如1965年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辭所說,“作為一位具有鮮明現代風格的史詩小說家,肖洛霍夫( Mikhail Sholokhov)以其正直和藝術表現力,描繪了俄國革命和內戰時期頓河地區哥薩克人民的斗爭”,小說的慘烈與跌宕實難用任何意識形態所能框定;困惑則在于,肖洛霍夫寫作《頓河》的年紀是如此之輕,才具是如此之大,在20世紀的世界文學天空中實屬鳳毛麟角,可為何此后他再無重要的創作?

    是天才枯竭,還是如某些論者所言,《頓河》乃剽竊之作?抑或另有為我們所不知道的隱情?

    尤為“神秘”的是,肖作為共產黨員寫了一部與黨的方針路線格格不入的作品,為何此后他還能獨步斯大林、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所掌控的俄羅斯文壇,且扶搖直上而成為蘇聯官方承認的經典作家,而不像另外兩位諾貝爾獎同行——帕斯捷爾納克(Boris Pasternak)和索爾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那樣被批判和打倒?這些問題作為肖洛霍夫難辭其咎的“政治劣跡”,為索爾仁尼琴這位反肖派最有名最熱情的鼓手所一遍遍拋出和擊打。

    1999年,《頓河》手稿在半個多世紀的塵封后橫空出世,剽竊謠言不攻自破。但關于肖的很多指控依然困擾著這個被索爾仁尼琴指為“早已不是作家”的人。對此,肖洛霍夫學專家、前蘇聯國家文學出版社社長瓦·奧西波夫指出,肖在生前背負富農作家、反革命作家、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家的污名之余,死后仍要領受反肖派潑來的種種臟水,在蘇聯時代的迷霧被逐漸廓清的今天,肖反而被越描越糊,甚至越描越黑了。

    有鑒于此,奧西波夫(Valentin Osipov)利用多年研究成果,查閱大量鮮為人知的檔案,特別是與肖及其家人長達二十二年的友好交往所得到的一手資料,撰成《肖洛霍夫傳》這部極具史料價值和可讀性的傳記。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作者針對讀者的困惑,特別是“反肖派”的指控所作的條理清晰和具體翔實的解說與反駁,亦可讀出作者作為友人和文學后輩對肖的尊敬與愛戴。

    而更重要的是,隨著作者的層層敘述和深入論證,肖的人格魅力鏘鏘躍然于紙上——這是一個追求“絕對的內心自由”的人?!霸谑赂锩?,在社會主義社會中,能夠有這樣的人嗎?”整本《肖洛霍夫傳》所要回答的,就是這樣一個問題。

    即使有重現天日的《頓河》手稿,奧西波夫依然從為《頓河》正名出發,蓋因作家早年的生活經歷既是其創作源泉,亦為關乎其思想、政治與個人活動之不可分割的因素。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年方9歲的肖目睹頓河哥薩克團結一心同仇敵愾之盛況,然1917年十月革命,卻標志著哥薩克“理智上分裂的時刻到來了”,族群因不同的政治信仰而分裂為彼此對立的“紅”、“白”兩軍,及在紅白之間搖擺不定的第三方。此中既有不同利益集團的強制,也有出自內心夙愿的向往,于是,父子反目,兄弟成仇,鄰里生隙,母親妻女揮淚告別參加不同陣營的哥薩克兒郎。此情此景為當時頓河兩岸之常態,其吊詭與殘忍亦為年少的肖所親見。以后蘇維埃政權與“白軍”的戰爭每每釀成慘絕人寰的人倫悲劇,目擊心傷的肖自是不可能將之美化為“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勝利”,其對黨領導文學創作的思想路線抱持懷疑乃至抗拒的姿態,便始自年少時的所見。

    而《頓河》的素材來源既有作者個人親歷,也有好奇少年傾聽得來的“紅”、“白”士兵的戰爭故事,及戰后查閱大量軍事與歷史資料而匯成的珍貴材料。這些材料因二戰而遺失殆盡,《頓河》遂成記錄20世紀初俄羅斯國內戰爭的最重要的史詩記載,同時開啟日后剽竊謠言之肇始,亦為歷代蘇維埃政權的眼中釘,因《頓河》所記錄的一個國家誕生之初的真實狀況,不啻臨頭澆了戮力營造布爾什維克建國神話的當局一盆冷水。

    因而,就如奧西波夫所言,《頓河》素材與“某個俄羅斯白軍軍官的日記”雷同,也只證明《頓河》說史敘事的真實無欺,非一般虛構小說所能比擬,且一本日記怎可容納“其中生活了幾乎上千個人物的史詩長篇小說”?而肖特有的藝術手法與文學思想,更不是某種意識形態所能概括的?!皼]有政治說教,沒有空洞無物的夸夸其談的浪漫主義,沒有公式化的狂喜激動,沒有號召世界革命”,《頓河》一心致力于關注“剛剛經過了革命的人們感受的深度”,此種深度在被以非此即彼的方式分裂了的身份和階級的大旗下日漸顯豁,我們看到了其中的荒誕,人民生活的真實性被從黨外角度(無論是白黨還是紅黨)反映了出來。

    然而意識形態的殘酷便在于規制所有或游離或抗拒它的不安分子,并納入便于其闡釋的軌道之中。蘇聯官方對《頓河》及其人物一變再變的評價和解讀便是典型一例。

    《頓河》最早受到的攻擊來自以無產階級文化先鋒自居的拉普,那些貼在《頓河》身上的毀滅性的標簽有小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自然主義、公式化、生物學主義……此后又有黨的宣傳鼓動部門的詆毀與誹謗,主人公麥列霍夫的形象被一路貶低,叛逆者、道德退化、生活破產等等;而另一方面,又把《頓河》拔高為符合黨的斗爭路線的“偉大史詩”,削足適履地扳直離經叛道的主人公們的言行,以此適應政治上的教化之需——“偉大”的人民是需要“教育”才能讀懂《頓河》的。

    可是黨為何不一勞永逸地封殺《頓河》呢?斯大林是關鍵人物?!额D河》一波三折的命運即出自他的評價:“當代著名作家肖洛霍夫同志在他的《頓河》中寫了一些極為錯誤的東西,對(書中人物)做了簡直是不正確的介紹,但是,難道由此應當得出結論說《頓河》是一本毫無用處的書,應該禁止出售嗎?”——此話說于1929年,彼時《頓河》四部曲已成書三部,斯大林親眼見證了肖作為文學新星在文壇冉冉升起,而肖也親眼見證大清洗時代來臨前一個獨裁者的悄然成形。

    我們無法確知早年斯大林不禁《頓河》是出于尊重文學藝術的考量,還是政治上的審時度勢,但在他穩坐蘇聯最高權力寶座之后,何以不像對待他的戰友那樣清洗《頓河》的作者呢?

    奧西波夫用了這樣一個字眼,“馬嚼鐵”:“在黨的永動機制度下,一會兒猛拉一下,一會兒又放松了;一會兒獎賞你,一會兒又貶低你”。高爾基逝世后,斯大林需要一個新的文化象征來代表蘇聯文學,而肖是不二人選,他具有巨大的文學威望,亦有黨性所要求的服從紀律,“他的名字是一種裝飾,是非黨的和共產黨人的聯盟”,其政治意義不言自明。

    在奧西波夫筆下,斯大林儼然“一只瞇縫著黃眼睛的老虎”,但肖又何嘗是任“馬嚼鐵”隨意羈絆的馴馬?肖深諳“對于一個作家,如果他是執政黨的成員,那么寫作是極其麻煩的,因為黨的毋庸置疑的紀律就是許許多多創作意象的障礙”。

    但既是作家,就有作家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擔當,“藝術家的良心不允許他履行黨員作家的責任,去把自己的筆變成政治風向標”。因之,我們才能在《頓河》、《被開墾的處女地》(一譯《新墾地》)、《一個人的遭遇》等作中一窺時代的烙印,俄羅斯半個世紀最重大的主題被一一展現在我們面前。

    肖之拒絕成為意識形態的傳聲筒既貫徹其創作始終,亦為其為人處事所尊奉的圭臬。作為蘇維埃代表,他為了百姓的福祉與地方和首都的大小官僚頻頻過招,為“富農”、“人民的敵人”、“無思想性的人”、“無愛國心的世界主義者”向黨和政府求情;作為作協會員,他主張“應當解散作協,讓大家去寫書,讓作協只成為一個職業組織”,把作家從為黨的宣傳路線服務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作為黨員,他抨擊余糧征集制意在“消滅哥薩克”的險惡用心,揭露農業集體化和大饑荒之間的因果聯系,批判大清洗和個人崇拜,預言僵化的政治體制終將導致一場新的革命……

    肖終身實踐的并非站對政治立場,就如奧西波夫所言,“對于黨并不是一個反對派,他恪守著另一種情感——對于一個共產黨人的責任心持有純樸的、浪漫主義的情感?!倍P于寫作,肖說,“寫作的自由——這是內在良心的自由,作家自己應當解決寫什么?!?/p>

    只是這一自由越來越奢侈。在“自我、編輯、國家、黨中央”的四重書刊檢查制度中:《頓河》第四部于1940年問世;《被開墾的處女地》第二部遲至赫魯曉夫掌權的1960年出版(第一部出版于1932年);《他們為祖國而戰》則被拖垮在勃列日涅夫的沉默之中,而終至逝世(1984年)肖都沒有看到自己作品未經刪改的完全版行世。

    肖的離經叛道既為黨內所詬病,亦不見容于日后祭出民主大義的反肖派。這源自肖對持不同政見者的態度,他號召以“革命的法制意識”去對付那些因“意識形態的破壞行為”而被批判的作家。這是繼剽竊之后肖所面臨的最嚴重的指控。

    事實上,肖曾不止一次地保護過這些作家,比如安娜·阿赫瑪托娃(Anna Achema)、普拉東諾夫 (Andrei Platonovich)、索爾仁尼琴等等。他對持不同政見者作品的評價在筆者看來也十分公正,比如他評索爾仁尼琴:“不能把所有的回憶錄或著作都列為藝術作品”;評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不喜歡它,但不應禁它”。(納博科夫的評價更不客氣:“壞透了,哭哭啼啼,虛偽和平庸”。)

    對肖來說,這些作品的藝術水準值得商榷(但不該禁止),而作者的思想動機則應予警惕,“斗爭歸斗爭,但他不應當破壞共同的生活方向”,“為了幸福還是為了毀滅,為了建設還是為了破壞”,同出于“內在良心的自由”的寫作,卻導向就現有體制內進行改良有無可能性這兩種本質上互不相讓的爭議。從革命中死里逃生的肖洛霍夫,與從古拉格死里逃生的索爾仁尼琴,對極權主義顯然各有痛兮悲兮且不容與他人分享的體驗。

    奧西波夫用第一人稱書寫《肖洛霍夫傳》,其對傳主的拳拳熱愛之心溢于言表,亦不憚與傳主同喜怒同哀樂。惟論及肖洛霍夫與索爾仁尼琴之間的齟齬和摩擦,筆尖才生出無限遺憾,同道不同歸的結局終是令人心碎。

    1994年,索爾仁尼琴結束流亡回到俄羅斯;2005年《肖洛霍夫傳》出版;2006年索爾仁尼琴獲得俄羅斯最高成就獎俄羅斯國家獎;2008年索氏病逝;2010年《肖洛霍夫傳》修訂版出版,并于該年獲得俄羅斯國家獎——此時距肖洛霍夫辭世已有26年。

    兩位俄羅斯文學的良心在死后才由國家扭到了一起。在當局自是政治開明的表現,然而對我們來說這并非一朝泯恩怨的問題。兩位作家的創作與思考能否在他們念茲在茲的今日與未來之祖國找到共同的歸宿,還有待時間的檢驗。


    文圖來源:經濟觀察報-書評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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