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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除了“世界新能源之都”,常州還是什么? | 奇談都市圈

    劉奇洪2022-11-28 16:42

    劉奇洪/文 常州作為《上海大都市圈空間協同規劃》確定的專業性全球城市,以建設“國際化智造名城、長三角中軸樞紐”為目標,通過智能制造、科技創新比較優勢,在專業領域發揮國際影響力。近年來,隨著新能源產業發展,常州進一步明確了“世界新能源之都”城市定位,打造“世界新能源之都”,常州缺乏什么?“世界新能源之都”之外,常州真正的功能定位是什么?

    硬核而低調

    常州歷史悠久,人文薈萃。春秋時期,吳王封季札領地于延陵,常州得名延陵。漢,常州為毗陵。晉太康二年(281年),設置毗陵郡,常州始為郡、州、路、府駐地;晉永興元年(304年),常州改為晉陵;晉大興元年(318年),常州僑置蘭陵郡,北方戰亂,衣冠南渡,大批北方士族遷入常州。南朝齊梁時期,北方遷入常州的蕭氏集團崛起,常州成為齊梁文化發源地,《昭明文選》成為了常州文學史第一個發展高峰,并影響了后來常州歷代學者。隋開皇九年(589年),常州得名,并沿用至今;連接南北的京杭運河貫通,常州進入運河時代,成為南北文化交流樞紐。唐,常州刺史李棲筠創辦常州歷史上最早府學;連接京杭運河與長江的孟河開通,常州奔牛成為江南航運樞紐。宋,蘇東坡十四次到常州,并終老于常州,帶動了常州文風和詩風;楊時為“兩程”(程顥、程頤)嫡傳弟子,退居常州十八年,傳授理學、興辦書院,期間到下轄無錫創辦的龜山書院,不僅成為東林書院前身,其思想也延續貫穿到東林書院。明,儒學大師、抗倭名將唐順之(唐荊川)的出現,不僅讓常州賡續元初“屠城”前唐宋之文脈,也標志常州學術文化走向成熟。清,常州府為“八邑名都”,下轄武進、陽湖、無錫、金匱、宜興、荊溪、江陰、靖江八縣,不僅經濟發達,而且學術文化大放異彩。

    自晉開始,常州政治地位就高于附近諸縣(市),第一,常州北臨長江、南接太湖,東有芙蓉大湖(現為農地)、西為丘陵崗地,處北方中央政權“控扼太湖”之要道;第二,常州作為運河城市,處運河航運之樞紐,京杭運河常州奔牛往西,進入丘陵崗地,航道冬季水少,過往船只經常擱淺,唐朝官員孟簡被貶常州刺史于元和八年(813年)征集民工修通北入長江運河——孟河,由此,江南運河往來船只,在奔牛進出孟河,并由孟河聯通長江,徹底解決了江南運河冬季航運不暢難題,運河古鎮奔牛不僅成為江南運河第一河口,而且成為內河航運樞紐;第三,1908年滬寧鐵路開通,常州處于滬寧鐵路中段,尤其常州戚墅堰處于滬寧鐵路中點,為修理鐵路機車方便,1936年成立于1898年的吳淞機車修理廠遷入戚墅堰,戚墅堰機車廠不僅成為常州第一個大型機械廠,而且常州也開始了機械工業的歷史。

    清時,常州作為“八邑名都”,是所轄八縣行政中心、文化中心,在講究“士農工商”秩序的古代社會,生活在常州府城的人以追求功名和學問為主,以“士大夫”為自居,盡管居住在運河兩岸繁華商業區,但大多不羨慕富商巨賈,反而以文人、名士為主;生活在下轄縣城的人追求財富為主。從常州鬧市區走出來的晚清實業家、創下11項中國第一的盛宣懷也并沒有在家鄉進行實業投資,投資實業和創辦大學主要在上海和天津,現常州留下的盛氏建筑都是盛宣懷年少居住的老宅,而真正在常州進行實業投資、奠定常州紡織工業基礎的劉國鈞來自長江北岸、明清歸屬常州府管轄的靖江。因此,與無錫相比,常州不是一座工商業特別發達城市。

    明、清、民國期間,常州城內短短千米、倚古運河而建的青果巷,匯聚了唐順之、盛宣懷、李伯元、吳祖光、趙元任、周有光、瞿秋白、劉國鈞、史良等名人故居;坊間流傳“一條青果巷、半部常州史”的“江南名士第一巷”,除了寥若晨星的富商巨賈盛宣懷、劉國鈞故居外,有著濃郁商業氛圍的青果巷大部分老宅是功成名就文人雅士的故居。顯然,比較蘇錫常三市名人,常州有名商人少,但其他領域名人多,且清朝下轄八邑文人(如錢穆、劉半農、劉天華等)大多曾到府城常州就職或就學。

    鼎盛時期的清朝常州府,不僅名人輩出,而且在文化思想、詩詞散文、繪畫藝術、中醫診斷等領域自成一派,形成了聞名遐邇的“常州學派”、“常州詞派”、“陽湖文派”、“常州畫派”、“孟河醫派”。其中,源于清乾隆、嘉慶年間由常州人莊存與、劉逢祿為代表的“常州學派”,以漢今文經《春秋公羊傳》為研究對象,起初屬純漢學研究,但在鴉片戰爭后,龔自珍、魏源援引“常州學派”公羊學理論抨擊封建專制制度,康有為利用今文經“托古改制”,作為“戊戌變法”理論依據,后有人把龔自珍、魏源、康有為列為“常州學派”代表人物;“常州畫派”以惲壽平(惲南田)、唐宇光為代表,形成于康熙年間,以無骨工筆花卉為特點,既有濃厚的地域審美,又濃縮了主流文化代表性,不僅名揚海外,而且名家輩出,近代劉海粟、謝稚柳更是把“常州畫派”推到一個被普遍認可高度;“孟河醫派”以居住在常州市孟河鎮費、馬、巢、丁四大中醫世家為代表,行醫上海、常州,其中,1880年馬培之晉京為慈禧治病,1924年孫中山以大總統名義贈以丁甘仁“博施濟眾”匾額,現上海中醫藥大學也是丁甘仁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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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字語言領域,近代常州也是獨領風騷,人才輩出,形成了獨特的“常州現象”。中國從古代社會轉型到近現代社會中,西學東漸,用26個字母作為拼音符號標注文字讀音,這樣的創舉唯獨處于多種語言交匯處的常州人最早想到,并付諸行動。處于社會大變革時期的常州知識分子不論政見不同、專業不同,幾乎天生就是語言學家,連同常州周邊丹陽等地,與常州有關的語言學家、文字學家有段玉裁(金壇人、龔自珍外公)、吳稚暉、瞿秋白、趙元任、呂叔湘(丹陽人)、周有光、蔣維崧等。

    綜上所述,常州終究是一座追求精神富有的城市,不是一座特別追求物質富有的城市;常州是一座有文化硬核的城市,又是一座低調城市。

    被低估的城市

    蘇錫常都市圈作為上海大都市圈重要組成部分,與中國其他都市圈不同,是中國為數不多的多中心都市圈。蘇錫常三市作為蘇錫常都市圈的三個中心城市,經濟發展路徑及形成的經濟發展模式并不相同:明清大部分時間,蘇州是中國經濟中心,但1860年太平軍攻陷蘇州后,中國經濟中心轉移到了上海,蘇州成為產業空心化城市和一般消費城市,這也使得蘇州主城區經濟在20世紀一直不強,蘇州汽車牌照只拿到了“E”;21世紀蘇州經濟總量排到江蘇第一,一方面得益于1983年“分家產”時分到家產多,另一方面得益于靠近上海更容易引進外來資本。

    20世紀初,無錫崛起,得益于一批本土民族資本家的崛起,不同于一般城市,無錫本土民族資本家來源于三個方面:一是封建官僚回鄉創辦實業,二是封建商人投資興辦實業,三是買辦資本回鄉投資興辦實業。

    20世紀早期,常州工商業發展主要依靠來自靖江農村劉國鈞興辦的紡織業和1936年戚墅堰機車廠建立,劉國鈞在常州投資不僅有“劉半城”之說,更重要的是奠定了常州輕紡工業發展基礎,戚墅堰機車廠則給常州帶來了機械裝備產業;常州與無錫明顯不同的是,受“士農工商”思想影響,常州本土工商資本薄弱,而遠離封建統治中心的無錫本土工商資本勢力強大,同為李鴻章麾下的常州人盛宣懷沒有回鄉投資實業,而無錫人楊宗濂率先回鄉投資興辦實業,引領了無錫工商產業發展,這就導致了經濟發展上“錫強常弱”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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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紀80年代,蘇南農民依靠自己力量,發展鄉鎮企業實現農村工業化,冠以為“蘇南模式”稱號,常州也被作為“蘇南模式”發源地之一。但是,若深入分析“蘇南模式”的成因和分布,可以發現,常州真正具有“蘇南模式”特質的鄉鎮恰恰都是靠近無錫市區和江陰市的鄉鎮,如橫山橋、遙觀、橫林、雪堰、禮嘉、洛陽、鄭陸等鎮,常州農村發展鄉鎮企業明顯受無錫等地影響而致,另外,常州市也不是所有鄉鎮都具有“蘇南模式”特質,這說明常州還不是“蘇南模式”最早發源地。20世紀80年代初,常州曾因城區工業快速發展,位列全國“明星城市”,一度因工業發展速度高、門類多、規模大,而在江蘇經濟總量排名第一,但隨著短缺經濟時代結束,常州經濟輝煌時代也宣告終結。

    在清朝以運河航運為中心的時代,因常州處于運河航運樞紐和南北方文化交匯地帶,使得常州能夠集各方優勢。近現代,常州主城地處滬寧鐵路中間,雖人才輩出,但以追求功名仕途和書畫藝術為主,也最易被北京、上海、天津、南京等高等級城市“虹吸”,加之常州人外地辦學,更是助推了常州學子外地求學求業。例如,盛宣懷創辦的北洋大學堂(天津大學前身)和南洋公學(上海交通大學前身)、丁甘仁創辦的上海中醫專門學校(上海中醫藥大學前身)、劉海粟創辦的上海美術??茖W校(南京藝術學院前身)等,吸引了大批常州籍學生。

    教育地位上,蘇州有中國最早教會辦的大學——蘇州大學,無錫、鎮江有著比常州歷史長20年以上的大學。20世紀50年代,南京的高校資源對外轉移,常州沒有分到“一杯羹”,而無錫、鎮江分別得到了食品工業系、農業機械系,逐步演變成如今的江南大學、江蘇大學。常州到了20世紀80年代,有了1981年成立的江蘇化工學院,才逐步發展成為如今的常州大學;1986年常州電力機械廠機械職工大學并入河海大學,才發展成為如今的河海大學常州校區;1984年創辦的常州職業師范學院,才逐步發展成為如今的江蘇理工學院;1982年常州市職業大學更名為常州工業技術學院,才有了如今的常州工學院。

    經濟實力上,1983年江蘇省率先進行“地改市”大分家,事實原則是地區行署所在城市、經濟實力強的城市具有優先選擇權,蘇州市得到了更大的地盤(太倉和張家港市原江陰析出區域);鎮江市保住了經濟實力強、交通區位優的地盤(丹陽);無錫市得到了江陰、宜興,并拿到1/3太湖水域;常州市保留了武進、陽湖和不搭界的溧陽、文化差異的金壇,且與無錫、鎮江的市界犬牙交錯。

    試錯、糾錯

    大分家后,常州經濟總量長期相當于蘇州的1/3、無錫的2/3。

    (一)試錯糾錯中進行產業選擇

    進入21世紀,隨著互聯網時代快速發展,具有天時、地利、人和優勢的蘇州和無錫,無疑搭上了信息產業發展的快車。2000年后,隨著國有單位、政府機構分房政策取消,中國又迎來了房地產業推動的城市化加速,張家港、江陰、常熟的鋼鐵工業也迎來了市場需求“井噴”階段,蘇州、無錫又搭上了重化工業發展快車;與此同時,臺灣互聯網硬件產業集體選擇到長三角投資,蘇州工業園、昆山經濟開發區、吳江經濟開發區等迎來了臺灣資本投資高潮,無錫高新區迎來了物聯網、芯片產業發展高潮,蘇州、無錫搭上了信息產業發展快車。

    對于信息產業,常州不是不想發展,也規劃建設了“園中園”——電子信息產業園,但真實效果不理想。2004年常州選擇了本土企業家投資建設鋼鐵項目——鐵本項目也受挫。

    常州不得不在壓力中尋找出路,一方面,常州找到了新能源產業中的光伏產業作為發展方向,另一方面堅定了科教創新發展道路。于是,位于常州高新區的電子信息產業園改為了光伏產業園,現形成了以全球光伏頭部企業天合光伏公司為龍頭的光伏產業鏈,位于武進高新區的科教城形成了完整的集學校、研究機構、孵化器于一體的創新鏈。除了光伏產業外,常州還盯上了新材料——碳材料(石墨烯、碳纖維)。

    2016年中國新能源汽車行業騙補事件曝光后,常州決策者認識到新能源汽車“洗牌”時刻已經來臨。為此,常州決策者抓住了新能源汽車中核心部件——動力電池,率先進行布局,在溧陽、金壇引進了全球動力電池頭部企業寧德時代、中創新航、蜂巢能源等動力電池企業;同時,積極引進新能源汽車整車企業,先后引進了理想、比亞迪等整車企業入駐常州?,F在常州已成為中國最大的動力電池生產基地和重要的新能源汽車生產基地。

    動力電池與儲能在技術路徑上具有高度一致性,從動力電池產業延伸到儲能產業,結合常州已有的光伏、風電、輸電、變電等企業,常州已形成了新能源產業完整產業鏈,提出了打造“世界新能源之都”戰略定位,主要依據在于:一是新能源產業門類全,二是新能源產業規模大。

    但常州能否真正成為“世界新能源之都”,還存在著短期難以克服的“軟肋”:一是常州動力電池企業不是本土企業,只是生產基地;二是動力電池研發力量薄弱,研發機構不在常州。2021年在第三批國家先進制造業集群競賽中,常州申報動力電池產業集群在初賽中落選,主要原因就是常州僅僅是生產基地,不是動力電池企業總部和研發中心;溧陽時代公司研發總部在福建寧德,金壇蜂巢能源公司研發總部在河北保定,寧德市動力電池集群、保定市電力及新能源高端裝備集群因具有研發實力,都順利進入了第三批國家先進制造業集群名錄。

    (二)城市重點發展區域

    常州因運河而起、而興,因此,古時常州城市沿運河發展;到了近現代,京滬鐵路、公路(G312)、高速公路(G42)均與運河平行建設,常州也應順著交通走向發展。但在蘇錫常三市中,唯獨常州市區既連著長江,又連著太湖,為了利用長江港口資源,1992年常州就確定了“控制東西、南北發展”戰略,先是重點發展常州北部,設立了常州高新區;2006年為了表示北向發展決心,把位于老城區的市政府搬遷到了北部。在發展常州北部同時,南部作為武進區的重點發展區域,1996年設立武進高新區,2002年規劃建設常州科教城,遷入常州大學及部分高職院校進入科教城,2012年武進高新區升格為國家高新區。在常州南北發展進一步推進中,又有東西發展思路以及發展高鐵新城戰略。

    常州現跳出了東南西北中范圍,選擇了處于滆湖與洮湖(長蕩湖)之間的“兩湖創新區”作為重點發展方向。建設“兩湖”創新區,主要依據在于:一是“兩湖”周邊,尤其滆湖北側原是20世紀70年代圍墾湖泊形成的農場,產權為政府所有,沒有過多建筑物拆遷,開發費用低;二是2013年中國第八屆花博會召開,使得滆湖北側土地變性為了政府掌控的建設用地;三是“兩湖”區域正好處于常州市域中心,有利于金壇、溧陽發展。

    但是,“兩湖”創新區也有明顯不足:一是“兩湖”創新區偏離了常州主城區,蘇州往金雞湖、無錫往太湖發展近在咫尺,現把一些常州本地大學和引進外來大學放到“兩湖”創新區不一定成功,1992年南京大學、東南大學為響應南京政府號召,曾在江北的南京高新區建立校區,結果從重點大學變成了獨立學院,招生也由本科一批變為本科三批;二是常州作為地市,需要的是集中、集約發展,而不是“攤大餅”式擴張,為城市擴張發展,不同區域建立不同火車站,將導致城市交通基礎設施不能產生集聚效應,常州市級火車站以不超過三個為好,對比深圳,深圳的經驗就是集聚集約發展,提高土地產出效益;三是常州主要人口分布于清常州府板塊,上海大都市圈需要一體化推進,加強原清常州府各縣之間聯系是常州發展“王道”;四是常州作為運河城市,需要繼續發揮運河航運功能,通過運河航道、長江航道加強與上海臨港新片區集裝箱物流合作。

    在上海大都市圈中常州應該發展什么?

    常州作為專業性全球城市,應在三個維度發揮作用:一是文化,二是制造,三是研發。

    開發常州文化,主要從古書、非物質文化遺產、歷史遺存遺跡中入手,把常州歷史名人、重大事件、主要建筑、藝術作品、主要思想等通過現代技術再現。

    制造業是常州最有可能產生國際影響力的領域。常州制造業發達,但主要為某一領域配套企業,常州除了要大力發展“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單項冠軍企業外,還要大力發展整車整機企業。通過整機整車企業與零部件企業協同創新、配套生產,使常州企業不僅獲得生產利潤,而且要獲得研發利潤、銷售利潤。在制造企業發展方面,不僅要繼續加大招商引資力度,更重要通過人才引進,培育一批本土高科技企業。

    在研發領域,常州企業應積極對接產業型研究機構、產業鏈龍頭企業,推進協同創新,變“要我創新”為“我要創新”,積極解決產業中共性問題,使企業由生產主體為研發生產主體,發揮企業在微創新方面應有作用。作為“世界新能源之都”發展定位,常州不僅需要生產能力提升,更需要研發能力提升。

    (作者為河海大學區域和城市高質量發展智庫首席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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